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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口述史文章的仿真度
熊卫民
《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0卷第3期(2009年)：302—307
试论口述史文章的仿真度
熊卫民*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摘要：口述历史文章兼具真与美两方面的要求，两者存在一定的冲突。为解决这个问题，在忠实实质内容的基础上，可以不拘泥于录音，对访谈文字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处理。不同类型的口述史文章，在整理时可以有不同的仿真度，但都应当留有访谈录音和受访人对访谈稿的认同签字备查。
关键词：口述史 仿真度 学术规范
访谈结束后，口述历史研究进入整理阶段。是惟妙惟肖地描摹现场，还是简明扼要地述其精要?这是整理者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1、全真再现既不可能，亦无必要
访谈事件证人是为了探求历史真相，求真是口述历史的第一要求。为了避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或者遗珠失玉的现象出现，似乎应当只字不漏，把录音机里的每一个声音——包括岔开主题、颠来倒去、前后不一之处——甚至语气、停顿等都转录为文字，以全真再现访谈时的场景。
可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很难用简洁的文字去精确描绘语气、神情、情绪等无形的东西，所以，再完善的剧本，也给演员留有发挥的余地。即使只是录入声音所指语词，也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两个小时的谈话，可能需要20个小时去录入。由于他人代为录入极易出错，所以这个工作大都只能由访谈人自己去完成。长期充当打字员，势必会影响到相关历史学家的其他工作。
访谈初稿整理出来之后，应当交由受访人修订。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形象，如果访谈稿很难读，受访人在其中显得口齿不清、思维混乱、颠三倒四、错误百出，他们会不高兴。他们可能不愿意改稿子，不愿意发表该访谈，甚至直接宣布访谈作废。
更重要的是，读者也不乐意阅读这样的稿子。作品创作出来是供人阅读的，必须有美的追求，必须具备一定的可读性。而阅读和谈话的节奏不一样，再加上口语不太遵守语法，所以，听起来不成问题、饶有趣味的谈话，原盘照录之后，读起来可能会感觉错误百出，未到精彩之处已生厌倦之心。如果还想发表访谈稿，整理之时更得考虑可读性，否则在出版者那里也通不过——即使对文字的美并无硬性要求，学术刊物也不会去刊登充满病句、错句、冗句，过于难看的文章。
综上所述，为了减轻包括整理者、受访人、刊物审稿人以及普通读者在内的所有阅读访谈稿的人的痛苦，整理者势必要对访谈稿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以使文字变得漂亮一点。事实上，审阅稿件时，有文字能力的受访人通常也会这么去做。作为访谈内容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当然认为自己有责任删掉那些缺乏把握的、揣测性的话语，或者敏感的、措辞激烈的话语，补充进某些新材料，把文章改得准确、精当、漂亮。他们并不会很尊重现场录音或录像，在他们看来，前面的谈话不过是这篇文章的构思阶段而已。他们也不一定很尊重访谈方的整理，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助手帮助拟出的一个草稿而已。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他们必须抛开原始录音，对文稿进行审慎修订。
顺便说一句，将访谈稿交受访人审订(图1)是口述历史工作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就像外人很易出错、很难代替访谈人整理访谈稿一样，访谈人在整理受访人的谈话时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也易写错人名和专业术语、听错某些话语、对某些内容理解错误，虽然程度会轻一点。如果没有受访人加以修订，稿子的准确性将很难得到保证，进而影响其作为口述史料的准确性。
图1 某页经受访人修订过的访谈稿
如果我们承认，与现场录音、录像材料一样，经受访人审阅认同的访谈稿也是口述史研究所创造出来的原始资料，而这两种原始资料很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区别，很多时候文字稿更为权威，那么，对现场录音、录像进行全真描摹就失去了其必要性。整理者应当主动对谈话稿进行修改、润色。
2、虚构内容、进行文学加工更不可取
下一个问题是，访谈稿可以被修改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能不能对访谈进行文学加工，增添一些全新的内容或戏剧性的场景呢?那样的作品可能很感人、很诱人、很美，也许还能在更高的程度上反映现实，但只要有一处刻意虚构的内容，就应当归入文学作品的范畴，而不再成其为口述历史。
口述史料虽然很早就被应用，但在近代却受到主流历史学家的拒斥，主要原因不外乎两个：(1)人的记忆本易出错；(2)在发明录音机之前，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很难验证，这就给传播者留下了捏造的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录音机的普及，第二个障碍基本得到解决，这才使口述历史得以逐渐重建地位。为了这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整理者可以对文稿进行文字润色，可以合并、删节某些谈话，可以在注释中补充相关内容，但不能生造受访人的谈话(不管是完全凭空，还是添枝加叶；不管捏造的是史料，还是评论)，在受访人不再参与修改和审阅文稿之后尤其如此1。只要发现一个虚构捏造之处，整个作品的可信度就会被毁掉，而整理者自身的学术诚信度也会降低。我们可以不强求话语的逼真性，但一定得追求内容的真实性。
为了防止整理者捏造谈话内容，口述历史研究必须树立一条学术规范：访谈时应当留下录音或录像材料、访谈定稿必须有受访人的认同签字，并且那些材料应当能供第三者查阅。发表作品时应注明保存签字认同稿和录音、录像的地方。那些没有留下录音或录像证据，而文字稿又没有得到受访人签字认同的访谈，不能归入严格的口述历史范畴。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采取文字聊天的形式或通过手机采取短信聊天的形式对某人进行历史取向的访谈，这算不算口述历史工作呢?我的答案是“否”。因为在文字聊天过程中不存在口述，也没有留下录音证据。尽管瞬间生成的访谈稿很可能比根据录音而整理出来的访谈稿要准确，尽管这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访谈，但它完全可以叫“笔述历史”、“键述历史”或“笔谈历史”，而不宜挤入“口述历史”的范畴。如果某些访问采取的是问卷形式(不管它是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的，还是通过普通信函发出的)，受访人也是用文字来回复，那就更加不能列入“口述历史”范畴了——它近似于文字聊天，而互动性更差。一句话，“口述”未必成其为“历史”，“历史”更非只能“口述”；不能把“口述历史”当成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
有些口述“实录”，比如老威(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非常感人，我完全相信这些作品中的故事真正发生过，但是如果作者(访谈、整理者)没有留下可供查证的录音录像证据及受访人签字认同过的谈话稿，其史学价值不能不受到影响。
3、对访谈现场保持不同程度的仿真度
笔者将访谈稿对以录音、录像材料的形式记录下来的访谈现场的贴近程度定义为仿真度。在不捏造内容的情况下，访谈稿中的文字与录音所指文字的重合度越高，该访谈稿的仿真度就越高。重合度越低，仿真度就越低，也即文字加工处理的程度越高。一旦捏造了内容，访谈稿的仿真度立即降为0。仿真度的上项为1，也即全真再现访谈现场；下项为0，也即失真(要么虚构了访谈内容，要么访谈稿中的文字与录音所指文字无一重合)。
由前面的论述可知，仿真度为1(全真)做不到，为0(失真)不可取，口述历史稿件对访谈录音的仿真度应为(0，1)区间中的某个数。这个数具体为多少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仿真度高的未必就比仿真度低的质量高。虽然前一类稿件可能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但历史学家也不喜欢经常去读不通顺的文稿。真正重要的是内容的真实——受访人确实有意表达访谈稿所述内容。至于访谈稿所述内容是否符合已经逝去的客观历史，那是历史学家下一步再考虑的问题。可将(0，1)区间进一步定性分为低仿真度区、中仿真度区、高仿真度区，它们分别适应于不同类型的口述史稿。
对大人物(如毛泽东、爱因斯坦)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如在反右派运动中保护科学家的张劲夫)的访谈，应当追求高访真，因为即便是受访人言谈中的一些细微之处，也可能对历史的发展有影响，或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历史事件。它们的可读性再差，也值得学者字斟句酌地去研究。
整理对小人物，或不那么关键的人物的访谈，则可考虑低仿真度的形式。这样做不但对整理者比较有利(整理起来相对容易一点)，对阅读文稿的读者也有利——那些不常上讲台的人的表达能力通常也较差，确实需要有文字高手重新扼要叙述他们的谈话。刘小萌先生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属于这类作品。它采取的是让受访人一个人从头讲到尾的形式，把访谈人的问话、查阅的资料等全都融人了受访人的回答之中。这种文稿的史学价值稍缺，但可读性强，文学价值较高。
口述科学史的访谈对象一般为科学家和科研管理干部，也许采取中仿真度的形式较为适宜：运用对话体，归并一些内容，对语言进行一定程度的提炼(有的为准确的书面语，有的为活泼的口语)，插入一些注释(以补充、说明对话)，既没有破坏现场感，又有较高的可信度，既耐读，又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当然，以上所述只是一个大致的建议，并不需要刻板地加以执行。有时候小人物也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有的小人物也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或者有值得详细叙述的故事，如果是这样，整理对他们的访谈，也可采取高仿真度的方式。我曾读过一则访谈——一位母亲将她冤死的儿子的头颅割下来提到北京上访。整理者用方言来记录这位口齿很不伶俐的母亲的断断续续、颠三倒四的谈话。对于这类惨烈事件，确实应该如此记录。
4、笔者在整理访谈时的经验、教训
借此机会，我介绍一下自己整理访谈的实践。我已从事过约九年的口述科学史工作，曾访谈上百位科研技术人员或科研管理干部。在工作过程中，我一般都比较主动。我把自己定位为受访人平等的合作者，而不仅仅是其助手。我认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访谈稿是受访人与访谈整理者合作写就的一篇文章，前者是第一作者，后者是通讯作者。前者对内容负主要责任，后者是执笔人，而执笔就有“三分主”。整理录音时，最初我曾试图全真再现现场，结果耗费极大精力整理出来的稿件却遭到受访人的否定。后来我学会了偷懒，只述其概要(既采取过中仿真度的形式，也采取过低仿真度的形式)，倒是较受受访人、刊物审稿人、读者的欢迎。具体过程如下：先整理受访人的谈话，且一般不详细记载其回忆、思考的过程，而只记载其最终结果。对于访谈人的话，先只是很简略的写几个关键词或短句，待受访人的谈话整理完毕之后，再根据那些内容重新书写问题，有时还在提问题之前用一两句概括性的、画龙点睛的话总结一下对方谈过的内容。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回答是针对提问的，对所提问题作很大修改，是不是等同于捏造回答?我不这么看。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主要是为了保存受访人头脑中活着的历史，而非访谈人的某个问题、某种感觉、所知道的某些史料。为了避免横生枝蔓、喧宾夺主，为了用尽量少的文字表达尽量多的内容，往往需要压缩、精简访谈人的提问。而且在访谈时，跑题是很常见的，理解错问题的情况也不时发生，一般没必要把这些东西体现出来让受访人在审阅稿件时感觉难受。只要重新表述提问是访谈人自己所为(就我所作的访谈而言，整理者就是访谈者)，他能对此负责，而受访人也未提出异议，那就不能算是捏造对话。
对文字进行这样一番加工处理之后，访谈稿的仿真度就不会很高。但只要受访人同意这样的修改，那就是最后的访谈定稿。如受访人有不同意见，他可以再改，经过与整理者的几轮磋商，终将形成一个最终版本。
5、小结：真与美的张力
整理访谈是口述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毕竟呈现在一般读者面前的是文字稿而不是录音。在整理过程中，第一位的要求是真(或“信”)，不能凭空捏造史料或观点，任何涉及受访人的实质内容变更都需经他签字认同。在此基础之上，作为一篇文章，它还有美(或“达”)的要求——文字一般应当流畅、精确、简练。真的要求与美的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全真通常不美，过美往往不真。为了照顾这两方面的需要，整理访谈时，我们需要在保证内容为真的前提下对文字进行一定程度的美学加工，也即只要求口述历史稿件对访谈现场保持或高或低的仿真度。为防止整理人随意增加新的内容，还必须要求受访人在访谈稿上签字表示认同，并在档案馆或公开的资料中心留下该稿及访谈的录音、录像材料。
致谢：王丽娜博士曾阅读本文初稿并提出修订建议。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老威．中国底层访谈录[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杨显惠．告别夹边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文章来源： 《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0卷第3期(2009年)：302—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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