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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林垚同学已经将此书译出（作为《科学传播导论》课程的作业之一），不知哪家出版机构愿意出版？

科学•社会•公众参与
——读英国皇家学会《社会中的科学》报告

林垚（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100871）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疯牛病爆发为标志，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上。由于在1996年以前，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疯牛病不会传染给人，因此疯牛病的爆发直接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空前的道德信任危机。一方面人们从中意识到，科学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在公共科学政策上剥夺民众对风险的知情权与决策选择权，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方面，当代科学的发展，如干细胞研究、克隆等，与全球化问题一道，越来越和社会、伦理、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因素紧密相连。科学不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和政府的事情，而是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角色，涉及到广大公众。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上议院2000年的《科学与社会》报告（中译本2004年已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新世纪的科学政策与科学传播工作提出了一份战略性的纲领和理念，而英国皇家学会2004年《社会中的科学》报告无疑是迄今为止对这份纲领最好的实践、阐释与发展。

“社会中的科学”是皇家学会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一个项目，其宗旨是“促进公众及其他非科学家参与科学”，这份报告就是对该项目三年半来成果的总结与评论。“公众参与”之所以必要，乃是由于：“从历史上看，决议者们总是认为科学所涉及的问题应当主要从科学的视角加以考虑。诚然，在考虑科学应用的范围和影响时，科学的确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但社会因素和伦理因素对于讨论而言，同样是根本性的”（2.0.1），因而，“在具有明确社会影响的科学议题上，公众参与乃是把握社会价值观并将其与相关的科学、经济及其它因素一同加以考虑的手段”（2.0.3）。

要促进公众参与，首先要培养“对话氛围”与“对话意识”。所谓“对话”，是相对于过去的“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皇家学会1985年《公众理解科学》所提出的思路，该报告中译本2004年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而言的——这两种提法都暗示了公众是无知的、不“理解”科学的，需要科学家对他们进行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普及”，因此科学家与公众的地位并不平等，科学家居高临下、优越于公众；而“对话”则强调，尽管公众的专业知识也许不如科学家，但科学家对其它因素的考虑未必能有公众全面，所以公众与科学家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上，以对话的方式达到双向的交流和互动。

皇家学会在2001到2004年间开展了三次“对话”活动，分别探讨对科学的信任、遗传检测问题、计算机信息安全问题。尽管这几次对话在推动科学家与公众的相互理解、影响国家的科学政策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随后的评估还是发现，“专家中总有一种在科学论证的逻辑上对参与者进行教育的倾向——这严重破坏了其它类型的交谈”（6.4.2）。有鉴于此，皇家学会强调：“无论是有专业知识也好，声音大也好，不应该让任何人充当对话进程的主宰”（6.4.1），而要通过“对公众参与者的更大支持以及对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讨论的直接调节”（6.4.2）来解决这一问题。试图因公众在所谓“常识”和“科学论证”方面的欠缺而剥夺其发言权，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近年的科学政策争论中更是屡见不鲜，因此皇家学会的做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除了培养对话氛围之外，还需要对决策过程加以改造。正如前面所说的，科学研究及其社会应用有着潜在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使决策过程透明化，“尽早、尽可能充分地将争议、不确定性、政策选择权呈现给公众”（2.0.8），就应该是政府与科学家的一项职责；而决策过程中的开放性，以及各种“协商评议进路”（“共识会议”、“公民评审团”等等）的采用（6.1.3），更是将公众价值观考虑到政策中去的必要手段。

报告中多处指出，有必要对科学家进行交流、参与的训练，以确保他们克服“科学传播的文化障碍”（2.3.5，6.6.2）。除了专门的训练课程外，报告第三章所考察的“下院议员与科学家配对方案”也可以视作这方面的实践。一如本文开始时提到的，疯牛病可谓英国的“科学与政治”关系中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它“凸现了在科学与政治间搭建桥梁以确保双方更好地互相理解的需要。……一个主要的‘社会中的科学’议题便是关注于科技发展的步幅，以及政府施加有效勘查与规范的能力”（3.0.3）。如果说前面的“公众参与”是为了防止“政治的科学化”(the scientisation of politics)，即防止把社会和伦理问题当作纯粹的技术问题来处理的话，那么这里所要考察的，便是“科学的政治化”(the politicisation of science)问题，因为“克隆，转基因作物，气候变迁，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都刺激了公众的意见，并对科学与政治提出了关键的挑战。全球化促成了进一步的挑战，因为科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的潜在误用——影响着社会”（3.0.1）。只有推动科学家与政界人士之间的交流与相互理解，公共政策才能更好地制订和运作。皇家学会将前者与后者加以“配对”并互访，无疑是一项富有创意的举动，而结果也证明了其成效。当然，“‘下院议员与科学家配对方案’是‘对话’的另一方式”（6.1.4），它同样不能缺少对公众的关注点、期望、信仰、价值观的理解。

英国今天遇到并讨论的问题，中国明天肯定也会遇到。这并非危言耸听：并非因为资产阶级腐朽空虚没落才丧失了对科学的信任，和谐社会不需为此担心——事实上，很多问题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譬如今年从圆明园到怒江的种种争论；也并非那些不信任科学的人就是“反科学”，应该被打倒在地再狠狠踏上几脚——事实上，科学决策（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只有走向民主化，走向公开化，走向“公众参与”，才能够、也才有资格重新赢回公众的信任。皇家学会的《社会中的科学》报告，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科学发展的人阅读，相信其中的理念与实践能够为研究中国的科学与社会关系提供有力的帮助。

附：前言

执笔人：牛津的梅勋爵(Lord May of Oxford)，皇家学会会长

现在正是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对其过去三年半间“促进公众及其他非科学家参与科学”的工作进行报告总结的大好时候。写作这份报告不仅给我们一个机会以反思迄今收到的成效，并且由于正值政府制订未来十年内关于科学与创新的规划之际，这些成果也获得了一个受到关注聚焦的契机。作为英国科学与技术办公厅(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ST)[1] 的四个交叉部门工作之一，“科学与社会”现在和“研究与发展”、“计划与创新”、“科技政策”享有着同等的份量；与这一事实相应地，在前述的政府规划里，“公众参与”占据了显著的地位。这也与首相2002年在皇家学会所作的关于科学家与公众有必要更好地互相理解的重要讲话、以及上议院在2000年“科学与社会” [2]报告中表达的意见，相一致。

由于1985年的博德默报告(the Bodmer report)[3] 已经被意识到无法同公众对诸如疯牛病、转基因食品这类争议性问题的关切相适应，皇家学会于1999年着手应对挑战，开始重新思考其公众参与战略，并决心制订一个“社会中的科学”项目，以促进对话。这引起了拉尔夫•科恩博士(Dr Ralph Kohn)强烈的个人兴趣，在其科恩基金会(Kohn Foundation)的支持下，我们得以有能力规划一个长达5年的项目。我们同样幸运能够有皇家学会会员保罗•诺斯爵士(Sir Paul Nurse)的付出，从项目上马时起，他就作为委员会主席进行管理。而在去年他前往美国后，塞尔伯恩伯爵(the Earl of Selborne)很好地接替了他的工作。在关于议员和公众以何种方式能够有意义、有成效地参与科学方面，这个项目已经取得了实际性的进展，并证实了其引导能力。在征求外界观点时的透彻性和更高的积极性上，这一项目也对皇家学会自身的文化产生了影响，并且随着项目的继续深入，皇家学会还会继续从中受益。对于我们而言，同样也对于所有科学家而言，学习如何同社会科学家、哲学家们更加紧密地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必需；这一学习的过程远未完成，而它也为这三类专业共同体取得更好的意见交流提供了契机。

皇家学会为其公众参与科学的工作定下了高标准，并寻求通过一系列行动，包括对交流与宣传技巧的训练，以及与科学共同体中其它领导机构的合作，来扩大这番努力的规模。

我毫不怀疑皇家学会现在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它正将科学共同体引向对社会中其他成员的关注点、期望、信仰、价值观的更好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同他们之间更具建设性的互动。

注：
[1]科技办成立于1992年，当时隶属英内阁事务办公室，于1995年并入贸工部，成为其独立机构之一。科技办由英首相直接任命并领导政府首席科学顾问，首席科学顾问的工作直接向首相汇报。

[2]Science and Society，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专门委员会(House of Lords Select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0年第三报告。中译本：《科学与社会》，张卜天、张东林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专门委员会是由议员为主组成的机构，正式成立于1979年，通常由15人组成，包括各党派以及独立人士、科学家以及对科学感兴趣的议员，其职责是考虑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对选择质询的题目展开调查和辩论，并要求政府有关机构书面答复质询。

[3]即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皇家学会，1985，由沃尔特•博德默爵士(Sir Walter Bodmer)领导起草。中译本：《公众理解科学》，唐英英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博德默爵士1970-1979年间任牛津大学遗传学教授，1991-1996年任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主任，并主持过“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等工作。